胡适的胸襟和风度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国学大师，不仅仅学术和文学成就独树一帜，其做人的胸襟和风度亦无人能出其右。
　　胡适任职北大文学院研究所，在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一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他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他批评错了的地方指出来。他毫不动气，立刻停止批评，请韩君导师佛学权威汤锡予先生（用彤）对韩君报告继续加以检讨。报告会刚结束时，他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象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他并未因此怀恨韩君，对韩君反而特别重视。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27岁的他被聘为北大教授，其时誉满京华，风流倜傥。可是胡适在14岁时就与同乡姑娘江冬秀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凑之下订下姻缘。江冬秀比胡适大1岁，人较矮，又是小脚，眼有翳子，识字不多，相貌平平。胡适留学时曾有一小诗：“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喜欢。”胡适的母亲因儿子离家有年，深恐他违约另娶，常惴惴不安。江冬秀更是忧心忡忡，度日如年，终于抑郁成疾，卧床不起，直到胡适回国后探视她并答应病愈结婚，才如释重负。胡适当时说过：便是不曾捉到我这个老新郎，锈了嫁妆里的剪刀，变陈了结婚的新房。只是那10年前备下的爆竹，越陈偏越响，以此表示不违旧约。 
　　1917年寒假，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家，举行文明婚礼。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大月亮”（结婚之日系阳历三十，阴历十一月十七），下联一时没想好，这时身旁一个绰号“疯子”的本家哥哥，他虽无功名却有捷才，脱口“十七老新郎”，对上了。胡适默然，照着写下。 
　　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北京为胡适操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通妇女，但为人却干练果断，颇有魄力。当年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暖昧关系，不是温柔相劝，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誉的特点，大吵大闹，寸步不让，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掷去，最终使胡适与曹断绝关系。 
　　抗战时期，江冬秀随胡适远涉重洋，成为“大使夫人”，此后她一直陪伴胡适寓居海外，1975年离世。“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也随之”，胡适的小脚太太，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在世界级奖项中，诺贝尔奖自然是最为世人瞩目的。二十年代，胡适在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意外碰上他多年的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海定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成员，在他们谈话中，海定说他决定提名胡适获取文学奖。胡适私下想，如果这笔奖金是因为作为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发起人所做的工作颁发的，他可能会接受，但如把他作为一名作家授予这笔奖金，他可能不会接受，他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这个荣誉。他果断地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 
　　书籍运到华盛顿后，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努索•埃文斯特请时任职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前往察看并派大员陪同。岂料胡大使是位“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那些陪他前来的大员和图书馆馆长被冷落在黝黑的书库走廊。最后，当胡适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后，又开始和这批与“善本”无缘的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经纬。 
　　这些事，在外交圈子里自然有失身份，但胡适我行我素于不自觉之中，名士自风流，别人也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由此他的怪行反而被传为佳话。
　　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适曾与之有一面之缘，为表庆贺乃柬请来中国大使馆晚餐。谁知这位议员在匆忙赴宴途中竟忘掉了主人的名字，向计程车夫询句未果，好在吃饭时满口“大使”“阁下”相称也已足够应付。待到席终宾主尽欢，胡适送客，礼节性地邀请史密斯来日到中国旅游。“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密斯肯定地说，“到贵国观光，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适闻此，笑颜大开。他回答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二人乃相拥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