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秘史”的展示——《白鹿原》解读

　　《白鹿原》问世之际,曾引起当代文坛一时轰动,批评家操刀执笔,见解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小说所展示的文化生活及思想艺术情趣,已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清晰的印迹。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陈忠实以巴尔扎克这句名言做为小说的题记,表达出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 
　　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

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参见王仲生《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 
　　小说中人物形象众多,倾注笔墨最多的是白嘉轩与鹿子霖,其他形象或为二者衍生,或不同程度与之相互牵联。 
　　白嘉轩做为一族之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有形无形的至高权力。说其有形,是说祠堂之内他是众人拥戴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说其无形,是说他在族中乡民的社会心理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心理畏惧。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与感召力。这种有形与无形构成乡间同而化之的宗法力量,维系着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秩序。小说展示出白嘉轩以一种超出常人的意志力与使命感坚守白家的社会地位。换地迁坟、种植鸦片、兴办学堂送子女进学堂读书,躬身劳作。目光炯炯、智力超群,善行恶举莫不为白家生存着眼;神机妙算,悉为白家子嗣昌荣。值得一提的是,做为一族之长,他在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存在、家族利益的同时,又奇特而微妙地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描绘与以往小说中将族权与统治阶级刻画为沆瀣一气的鸾生兄弟不同。作者似有意传达出民间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距离与矛盾的复杂状况。白嘉轩多次拒绝田福贤、岳维山、鹿子霖多次让他出任乡约的请求,出于关心乡民的利益的愤怒,曾发动大规模的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宽恕黑娃的暴力侵害。在白鹿原上阶级之间的搏斗白热化之时,竟当田福贤的面说:“白鹿原成了鏊子”。显然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的阶级报复怀有强烈不满。说白鹿原是翻煎饼的“鏊子”,意为翻来翻去,民不聊生。这绝非冷眼观潮者语,而是一种历史态度。因为,客观上阶级之间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搏斗与宗法家族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民间文化氛围显然构成一种破坏。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白嘉轩倾向于革命与共产党。确切一点说,作者意图通过白嘉轩这一形象以新的姿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其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这种挣脱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红旗谱”模式的审美效果虽有待历史的进一步检验,但这种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鹿子霖是一个阴鸷、淫乱、孱弱的人。鹿家祖辈以卧心尝胆,定要出人头地的欲望与决心,攒下可以炫耀于世的产业家财。积淀于鹿家血脉传统之中的个人奋斗因素也就成了鹿家在白鹿原得以生存的壁上观,时时警醒鹿子霖的家训信条。可惜,鹿家到鹿子霖这一辈并不如意。实际证明,鹿子霖已使祖宗的宏图大愿归于空想。客观复杂的环境因素是一方面,自身的人格力量也至关重要。从小说叙述的故事看,祖宗昔日忍辱含垢的韧性与毅力在鹿子霖这里变相化为凌驾弱人之上的恣肆欺虐;产业家财的优越感则蜕变为维护权力欲望的奸作狡黠。在与白氏家族的纠葛矛盾中,处心积虑地以阴毒的手段与白家抗衡。最令人齿冷的是唆使小娥拉白孝文下水的阴谋以及俨然厚道长者的跪谏。鹿子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腐朽堕落的人格特征,显然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劣质因素;投井下石、背信弃义、“窝里斗”……。作者意图将之与向嘉轩所具有的那种正直、刚毅以及多数情况下的磊落人格相映衬,不时以春秋笔法隐蔽地传达出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贬斥与鄙夷。 
　　作者曾自道,这部小说是自己的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这个民族生存的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制约和影响白鹿原这块土地人物行为的文化因素有以下几项:宗法观念、性、权势、谶兆预言。 
　　宗法观念。这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实际上的民族秘史除依循于这一观念之外,现实状况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朱先生以《乡约》呈给白嘉轩,与鹿子霖带乡民诵读,期待一种稳定安宁的生存平衡。朱先生、徐先生及白嘉轩等这一善良愿望,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平衡是暂时的,这一文化环境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所能避免的。阶级利益之间的争斗也非“能御童仆”的宽仁忍耐所能消弥的。白灵、鹿兆鹏等人的革命意愿也非应“能敬长上”所能放弃的。白嘉轩隐瞒动机,对朱先生不讲诚信,迁坟换地;鹿子霖霸占小娥,当许多有姿色女人子女的“干大”,似乎在嘲笑乡约的堂皇存在。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搏斗中更显出乡约的苍白与虚伪。宗法观念随封建制度的灭亡其稳定的作用也就愈来愈弱。不过,作者似乎有意推崇这种观念的趋善力量,或者是觉得宗法观念许多内涵有利于社会及个体人生。最后,让“土匪”黑蛋皈依于朱先生,文明起来。似乎宗法观念的教化力量,浸染人性的作用使阶级意识相形见绌。如何将阶级觉悟、革命意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人物塑造所面临的艰难问题。作者在此点上不算很成功,倒显出一种“拼凑的无奈。”(张颐武《〈白鹿原〉断裂的挣扎》,见《文艺争鸣》1993年6期)不仅国民党反动势力与“乡约”,宗法观念发生冲突,共产党革命力量也同样与其发生抵捂。愤怒的乡民砸碎刻有“乡约”的石碑以及后来的红卫兵小将掘开朱先生的墓穴,似乎是形式上的胜利,实际上反映出宗法观念与阶级观念的矛盾。革命进程中的非理性暴力因素、自我否定因素也就成为作者意图超越政治倾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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