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的梦还会做多久

　　长期以来，在阶级结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等的现实状况下，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始终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阅读视阈中处于对峙状态。前者虽受众不多，却一直居高临下，后者光环不圣，但也一直以受众之多大踏步走着自己的路而无所顾忌。然而，孰优孰劣，谁高谁低，则时有争议而双方又互不屈尊。然而，自从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甫一问世，便打破了这种尴尬的现状，它既融合了低俗的平民文化，又吸纳了雅致高洁的精英文化。在雅与俗之间，令读者欲罢不能，这就

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当下魅力。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因贯穿着“天下”的主题而盛行于华人界。就天下的“三个层次”而言，金庸先生笔下人物的理念或以民权抗衡皇权，或以国别部族争夺而言天下之事。而由此展开的生活场景与战争武打场景，虽都以武术之高低而定夺时局的“天下”，但最终均以高于武术，或称之为武术的最高境界—— 心，而夺魁于天下，并由此心可外延至得到人心，从而得民心之大心。自然，在第二层含义上，由于侠的目光、观念以及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往往使侠只能是一种非理想制度性的想象，也往往会陷入私己小我的群落宗派之围，当然这也许更符合当时中国的文化与制度状况。
　　在小说里，金庸先生对“天下”更多地注入了一种伦理的、历史文化的元素，使原本单薄的武侠小说，一下变得高大丰满起来，使阅读者在品味刀光剑影的快感中，还能从中愉快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教诲，“寓教于乐”的这一说法，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算是真正做到了家。
　　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并紧随世界之发展趋势。然而，古老的武侠故事以及单一的武侠人物却如此吸引中国及其用汉语阅读的世界读者的眼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状况！如何认识这种意外状况呢？ 
　　侠的产生属于过去，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这是一种“不在场”。侠的产生也属于未来，因为当读者与作者互动时，读者往往渗入更多的是当下现实的种种情景，并渴望侠的再现能铲除当下许多的不平现象。因此，侠也将指向一个“不在场”的未来。在这两个“不在场”中，金庸先生把侠写成一种无法穷尽的变数，以生活的实验和伦理道德渗入历史，让我们从侠的历史认识中，进入到侠的新历史空间，让他们和我们的思想在地理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中共同舞蹈，并成为一种有意思的趣味而产生美感。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顺应者和发难者，每个人又都是自身意图的生发者和为难者。侠在这个情景中绝对是独行特立的。然而，真正的侠却又必须依赖与社会与人群的多重关系，才能真正“侠”起来。因为作为侠所活动的场所和显示侠行为的，正是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而他面对的，也正是最普通的人（老百姓），只有顺应众愿，侠才能成其为真正的侠，只有不负众愿，侠的行为才会一次次被激活。金庸先生深谙这一社会学的原理，所以他笔下的侠士，都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人，即使像段誉这样的王子，也是以生命的全部投入平民的生活，去行侠仗义的。在日常生活的规律下，侠有悖于常识而显得特殊，并在这种特殊性中有了更多的领悟，丰富了更多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意识，最终打破常规与常识，重新去评定生活与社会，从而以更多的批判性去面对未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侠的意识比他们的剑锋更敏锐。也由此，侠士们对社会对世界的态度，也就更少顺从和妥协。
　　民族主义、民族帮派作为一种情绪或主义的代表，它的持续性是不会永久的，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正是侠，以其可塑性及其想象中的变数，把生活和社会塑造成“这样”或“会可能是这样”而对应着读者对人生和社会永远不平衡的心态。
　　二 
　　武侠不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文化，金庸先生在侠文化中加入了很多的历史和伦理因素，适应了当下读者的口味。
　　20世纪是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时期。人类的文明，无疑已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纪。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也就在这个进程中又一次遇到了挑战。此时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的新一轮传播，便迅速受到广泛的青睐与宠爱。他用的策略是珍笼棋局，即我们老祖宗曾经说过的，小国战利，军国战兵，帝国战德，天子之国战无为。无为是心，无为犹如浩瀚之天宇，静而不动，又永远在动，以静制动，举纲而动。而金庸武侠小说最能打动人心的内涵，便在于能撼动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
　　对于王权高于神权的中国封建王朝而言，帝王为了当政，往往会假借天意抬高王权。当然，在如此绵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不乏出现英明的君主。而正是这些英明君主，意识到王权统治的平稳在于民意，故伴随王权大于神权的是重民轻神的举措。在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儒道释三家学说中，儒家算是更现实地关注民生，看重为人处世的行为艺术，孔夫子有训示云：“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天道远，人道迩”。［1］这里的“不”、“义”、“迩”充分体现了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孔夫子提倡的人文情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学说，这种学说，又紧紧追随着现实人生而生成，即它要求我们关注的，不是玄秘的鬼怪神灵，而是现实的人生，关注在现实人生中的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的道德实践，即“内圣外王”。所以，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便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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