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杜牧是唐代诗歌一抹绚丽的晚照，晚唐的诗坛，由于有了杜牧和李商隐，才不至于寂寞到底。杜牧的轻狂在当时虽令世人颇有微词，诗歌却很得好评。一般认为杜牧诗的大体风格是“俊爽俏丽，雄健劲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雄姿英发的“风流才子”，也终于逃不过时代的牵绊，逃不过羁绊着古往今来每个中国诗人的悲剧意识。
　　中国诗歌尚悲，因此似乎每一个伟大诗人都脱不了怀才不遇、坎坷失意的命运；或者说，唯其如此，方能写出名垂青史的诗歌，造就流芳

流芳百年的诗人，当然，杜牧也不例外。这位满怀才情抱负、少年科第又出身显贵的诗人，经历却很是坎坷。他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做了八年的幕僚；三十三岁一度升职回京，分司东都，弟弟却患了眼疾，杜牧为看护他，假满白日便丢了官，重新去做幕僚。此时他心情苦闷，又恰逢冀处士东游，于是在《洛中送冀处士东游》一诗中悲然慨叹道“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愁，”胸中烦闷不可谓不深不壮。
　　但那时杜牧虽有“往事不可问，天地空悠悠”的长叹，但这长太息中依然自可窥见豪情在。真正对他打击最大的，是四十至四十六岁任三州刺史的那段经历。当时杜牧正值壮盛有为之年，本可大干一番事业，却被宰相李德裕排挤，长期在偏远地方任职，直至四十六岁才请调回京，五年后，年仅五十一岁的他便辞世而去。流年的摧折大大地磨减了杜牧的锐气，甚至令他发出“浅深须揭万，休更学张纲”的苍凉悲叹。
　　然而，即便都是怀才不遇空有抱负无施展之地，杜牧与李白、与他自己一向崇尚的杜甫也是有着极大不同的。李白一只脚跨上盛唐的顶峰，个人失意，时代背景却辉煌，因此李白之悲，更多的是个体之悲，是今人不见古时月的时间之悲，在人人心中充满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与认同的时代中，李白意气风发，你见他嬉笑怒骂轻蔑权贵，却不见他绝望深沉。杜甫一只脚踏下盛唐的崩落，那时唐王朝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但究竟还不至于立刻崩塌，杜甫的流浪呼号、字字泣血中包含着的是对王朝热切的希望和深切的担忧，他不再像开元时人那样盲目乐观歌颂，可是抨击时政黑暗之下，终究也未见太大的绝望。即使是韩柳元白之时，元和之年号称中兴，虽为时短暂，毕竟也给士人们带来了复兴的希望，诗歌大多张扬有力，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晚唐就不同了。朋党之争遍地，内忧外患交杂，社会矛盾尖锐，诗人们心中流溢着的再也不是对唐朝重振威风的热忱心愿与希望。杜牧处于如此形势下，国难加上家愁，所负的时代之担是何其之重，莫说要他像李白五岳寻仙，即便是像杜甫亦不能够了。他的诗，怎能不满怀着悲剧意识呢。
　　杜牧诗的悲剧意识，来自于个人遭遇，更来自于时代风雨。杜牧以敏感的眼光，在政局社会的种种矛盾现象之中，深深察觉到了唐王朝的不可挽救。曾经鼎盛的王朝，此刻却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再加上杜牧的家族又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他将悲凉情绪积于心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章，触景生情或是借古讽今，这样的情绪都随处流露，让他为没落的王朝唱出了一曲曲伤悲的挽歌。
　　杜牧尚未举进士之时，便因感叹河北三镇复乱之危而写下感怀长诗一首，篇末写道：
　　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
　　这是何等的悲怆啊！李白固然有“但愿长醉不复醒”之叹，但又何曾像杜牧这样，为醉后即将到来的苏醒而如此的忧愁呢？杜牧为国满怀愁绪，他的责任感和壮心都不允许他就此“韬舌”，然而进言的结果又永远是“无助声”，就像屈原般求帝阍而不得。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求知己于同样为国痛哭着的贾谊。要怎样的悲愁，才能让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发出这样的感怀之韵，甚至于只有九泉之下的贾生才能伴着焚诗之火，聆听他的心声。这又是何等的寂寞景象啊！
　　杜牧在洛阳时，曾经专门去到洛阳古城凭吊，因此写下了《故洛阳城有感》：
　　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汝去迟迟。筚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日时。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锢党毁朝，清谈误国，晚唐的牛李之争与此又有何不同呢。征战烧杀带来的结果是连坤灵也无法存活，永恒的只有鸟雀悲鸣而已。这首凭吊诗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怀古伤古，给人带来的更是别样的惨烈与震撼。刘希夷吟道“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固然寂寥落寞，可悲鸣之地好歹是曾经繁华的歌舞场。但是在杜牧这里，就连那过去的香艳美好也不曾存在过，只有深广无法消解的悲剧情怀长久地埂在诗人与读者的心头。
　　杜牧的长诗，与杜甫很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这特点在于直抒胸臆，他对时局的不满乃至于绝望，都通过诗句直达人心。而他最为人称颂的短章，表现方式则较为含蓄，便是诗评家们所说的“俊爽”，但往深里探求，则即便在那些短章中，哀愁之情也无一不见。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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