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谈中国诗》看钱钟书的诗学精神

　　1945年12月6日，钱钟书先生在上海对美国人进行了一次诗学演讲，后来作者把这篇用外文写成的演讲稿译成中文，这便是人教版第五册的编目《谈中国诗》。
　　《谈中国诗》是一篇学者文化随笔，体现了化深奥为通俗、化复杂为单纯的学者散文的一般特点。
　　谈中国诗的传统方法一般是纵向的，即：按照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习惯把中国诗歌划分为先秦诗歌、魏晋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等阶段，研究不同阶段的诗歌特点。而钱钟书先生则从横向的角度，居高临下，鸟瞰世界诗歌，透视全球诗境中的中国诗特征，具有很高的智性，一篇短短的演讲词，包容了钱钟书先生丰富而独特的诗学精神。
　　一、站在比较文学的高度方识中国诗的庐山真面目：
　　钱钟书认为谈中国诗要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中国诗，“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因外国诗的存在而识得中国诗是独特的“那一个”，因中国诗的存在而得以成全世界诗歌的完整性。单纯就中国诗而论中国诗的人，“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他的眼光会为本国诗所局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而割裂本国诗和外国诗歌的联系，所得的结论也是片面的。
　　二、全球化中的中国诗：
　　（一）中国诗缺乏逻辑性。
　　1．发展的无规律性。
　　西洋诗的发展遵循“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基本规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中国诗一蹴而就达到“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缺乏逻辑性。
　　中国最初的小说从属于历史，归于史类。而中国诗没有经历“幼年”时期，最早的诗歌是极为成熟的抒情诗，以先秦时期的《诗经》和《离骚》为证：《诗经》要么是歌颂纯真的爱情（《周南•关雎》），要么是揭示从军的悲凉（《小雅•采薇》），要么是表现稼穑的艰辛（《小雅•七月》），……都是抒内心的情感。屈原的《离骚》更是将这种内心情感的宣泄更加夸张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中国诗发展无规律性导致了中国诗的早熟。
　　2．构思的无序性。
　　中国的诗人是天才“空想家”，他们的思绪丝毫不受自然规律、社会律令的约束，一会儿上天捞月，一会儿下五洋捉鳖。可见中国的诗歌，没有“地心力吸引”。
　　庄子建构了“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的虚幻所在，李白眼见了“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壮观仙境，苏轼更具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赤壁赋》）”的伟力。
　　从美学的角度看，因不受事理的羁绊，中国的诗歌具有了浪满主义的气息，海市蜃楼般的意蕴之美。从诗学逻辑角度看，中国诗人构建的“空中楼阁”，虽然美丽却缺乏现实的根基，缺乏事理的逻辑，使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导致了中国诗歌的“早衰”。
　　（二）中国诗是“微雕”艺术。
　　相对于西方洋洋洒洒的诗歌“大厦”而言，由于受到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的限制，中国的诗歌是典型的“微雕”的艺术。正如钱先生所言：“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歌的形式（如，律诗，绝句，古风，词，曲等）对诗歌的内容有所限制，但是诗的形式也要适配诗心的需要，不同的思想内容要选择不同的诗歌形式来表达。
　　诗体的限制，正好让诗家们在有限的字数里寻找无限的意蕴，“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诗学精神具有暗示性的特征，是中国诗人所追求的“含蓄之美”之所在。
　　晚唐词人温庭筠在《望江南》中写道：“梳流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州。”许多评论着就认为“肠断白苹州”为画蛇添足之句，因为脉脉斜晖和悠悠江水，象征着女主人公的不尽情思，无穷怨望，给读者思维无限留下发散的空间，具有丰富的暗示性。“肠断白苹州”虽写出了女主人公更难排遣的断肠情怀，失望趋于绝望的伤痛，但过于直白，画面布局得拥挤，没有给读者留下虚空的独处空间。
　　评论者对《望江南》结句的批评与钱钟书的诗学精神——“一种怀孕的静默”是契合的，而与西方诗“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的理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灰色”即指诗歌中伤感的色调，“确切”是指一首诗歌里的具体意象，正是着“确切”让读者产生无限的“空泛”，留下无穷的艺术想象空间，“确切”具有很强的暗示性。

[1] [2] [3]  下一页